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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一天就在明日 添加时间:2018-06-09 00:00

原标题:当那一天就在明日

本文作者为皇家海军上将桑迪·伍德沃德爵士(Sandy Woodward,1932-2013),曾任42型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舰长、英国国防部海军计划处处长、皇家海军第一分舰队司令官,1982年被英国首相撒切尔亲自点将担任皇家海军福克兰群岛远征舰队指挥官。翻译:亚尔古水手

我(指作者伍德沃德,下同)在1982年的“春季列车”演习(82 Spring Train)中的旗舰是格拉摩根号(HMS Glamorgan)导弹驱逐舰的姊妹舰安特里姆号(HMS Antrim)。改换旗舰是因为菲尔德豪斯司令(Sir John Fieldhouse)——一位同样是潜艇军官出生,不太欣赏我幽默感的海军上将即将莅临舰队的缘故。他会以格拉摩根号作为自己的旗舰参观这次演习,而我,则将在安特里姆号上指挥舰队离开直布罗陀后的所有行动。

在直布罗陀的最后一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星期日之夜。在战舰甲板上搭设的天棚下,华丽的紫红、深蓝、金黄的制服颜色,和极具深意的爱国音乐,让我们不由得产生了对古代大不列颠勇于征服海洋的无限追忆。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对传统十分向往的人,但这种场合很容易让人沉浸其中,被氛围所感动。事后想来也的确如此,特别是考虑到不久后发生的变故,更让人感慨颇多。在直布罗陀的那几天所发生的的事(包括和美军的演习,略),似乎正预示着(皇家)海军在未来的发展上会有好的转折吧。

星期一的破晓时刻分外寒冷,那种危险而恼人的地中海东风裹挟着灰暗的雨水侵袭着我们,直到舰队陆续驶抵直布罗陀以西的演习海域。有时候会感到奇怪,纵然有众多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可供你使用,但你在舰上仍然会觉得多么孤立和与世隔绝。举例来说,当我们专注于日常的工作时,我并不知道阿根廷正动员部队准备进攻福克兰岛(阿称马尔维纳斯,下同);或者说阿根廷海军的两艘护卫舰德拉蒙德号(ARA Drummond)与格兰维尔号(ARA Grandiville)正在向南乔治亚岛进发,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米尔斯(Keith Mills)率领着24名手下驻守该地(南乔治亚);忍耐号(HMS Endurance)正在待命,随时准备把想将国旗插在英国领土上的阿根廷废铁上赶走。我知道南大西洋情况不妙,也知道阿根廷正威胁要登陆福克兰岛,不过从以往来看,这种威胁发生过很多次。另一方面,皇家海军辅助舰队的补给舰奥斯汀堡号(RFA Fort Austin)已奉命于3月26日南下,至少从事后来看,这是英国对阿方作出的首次回应之举,也直接影响到我的指挥。

那天早上我们异常忙碌,全为了能让参加“春季列车”演习的舰艇顺利就位。同时,我还收到了来自总司令的简单职责“允许舰艇在海峡中实施危险的机动”,就此看来,在菲尔德豪斯将军眼里,我的启航命令和我对他的幽默感评估一样糟糕。不过在演习之外,更重要的事也在默默进行着。从演习中撤出的潜艇刚毅号(HMS Spartan)和奥拉格尔号(HMS Oracle)在当天下午返回直布罗陀,所有战雷(区别于没有战斗部的训练用操雷)从奥拉格尔号转运到刚毅号核潜艇上,后者也已完成了启航准备。当晚七时,我飞抵格拉摩根号参加由总司令发起的商讨,他直白地说明了南大西洋日趋恶化的态势,我们都同意当下最好的方式是继续进行演习。在讨论中,他提及会派一名更有经验的三星中将,出任任何一支可能被派向的南方的特遣舰队指挥官。不过,我一开始就知道菲尔德豪斯相当有决心让我继续留任舰队指挥官,会上的发言只是让我心里有所准备——又或许是在试探我的幽默感。

我在当天2130时(即21时30分)回到安特里姆号上,立刻召集参谋人员草拟命令,紧急通知全舰队进行战备状态检查。这是演习中的标准操作,是指挥官检验舰艇在接到紧急通知后处置突然事故的反应能力。我告诉我的参谋,要马上准备5至6艘完成充分战备的舰艇。作为掩饰,我告诉他们这几艘舰艇需要在4月1号自直布罗陀启航,绕道好望角前往远东。与此同时,在当天2300时发出第一条命令,要求所有参加“春季列车”演习的舰艇提交她们的战备报告。

翌日清晨0630时,趁着佛晓不久,菲尔德豪斯上将登上直布罗陀并立刻乘机返回英国,而我们则继续着项目繁多的演习计划。在波斯湾结束了3个月作战勤务任务的谢菲尔德号(HMS Sheffield)加入了我们的战斗序列,她表现的特别优秀,完美的使用海标枪舰空导弹实现了对模拟目标的首发命中。

政治态势报告被陆续送递安特里姆号上,但是这些报告并没有泄露出下院、国防部以及首相本人的看法。而在福克兰岛方面,忍耐号已经奉命将皇家海军陆战队送递南乔治亚岛,并全速返回斯坦利港,后者随时可能面临着阿根廷的入侵。在白厅方面,国防大臣正在听取简报——实际上是在下院他的办公室内。一般的观点是,现在要前往福克兰“根本不可能”,这个观点有着很明显和清晰的理由支撑:我们无法及时赶到该地;并且,即使我们的部队到达了,之后又如何呢?现在的福克兰岛上并没有可供现代喷气式飞机起降的地方,同样没有给他们加油并补充弹药,进行保养维护的地点与设备。这个情势,加上另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了解这一状况的诺特(John Nott)现在正在试图出售我们仅有的两艘航母,这使得我们对现在的态势无可奈何。

三军参谋首长们的正式观点是根据一九七四年制定的备忘录提出的,当时我正担任海军计划署副署长,这一文件的内容被重新确认。上面的(指参谋长们)的陈述现在和以前一样,即“现在要对抗阿根廷的入侵根本不可能。”因此“接受既定事实”乃是必然的结论,但是,历史本来就是由人来主宰,而不是一本报告书。在一九八二年的国防部,我们有一位血液中充满不列颠海军精神的海军次官,他清楚地了解皇家海军不是软弱无能。虽然现在进行防守行动似乎太迟了一点,但福克兰群岛亦可采用两栖作战予以收复,两栖作战并不是很理想的决定,而却是有相当的实施必要。他的名字就是李奇爵士(Henry Leach)。

在星期三的深夜时分,他穿着制服进入下院的休息室想和国防大臣见面。执勤警卫对他的到来不以为意,请他坐下稍等。直到办公室的一位官员终于注意到,这位皇家海军副司令像个商人似的坐在那里,于是便请他进入办公室,倒上一杯苏打威士忌,并派人去找诺德。当时

的诺德,则在和撒切尔首相开会。

当撒切尔夫人知道李奇将军正在等候时,立即请人将他带到她的办公室,一谈便是几个小时。将军向她报告,如果有必要,皇家海军可以发动大规模作战收复福克兰群岛。他向撒切尔保证,皇家海军能够把阿根廷舰队赶出公海,并可防御阿国空军二百多架一线战机的攻击,运送足够的登陆郚队登陆上岸并支援其作战,直至击溃阿根廷陆军守军。

大本钟已经敲过代表午夜的钟声,夫人带着最后一搏的语气问:

“海军上将,你究竟需要何种兵力呢?”

“首相,我希望组成一支特遣舰队,只要你下达命令,这支部队可在最短时间之内出发,驶向南大西洋。”

“就照你所说去做。”她回答。

我听说,当李奇爵士简短地道声谢谢她之后,诺德立即面色苍白地离开,走入苍茫的夜色之中。国防大臣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天晚上在那间办公室中他受到挫折不止一次,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李奇爵士会抓住机会把皇家海军预算遭受大量削减的荒唐事曝光,诺德对此必然是心知肚明。

不过,我距离这种场面十分遥远,作为在直布罗陀外海执行任务的人,根本不知道国内所发生的事。我们对作战的可能规模一无所知,战争气氛还未开始出现,我们的旗舰上甚至缺乏福克兰群岛的海图。的确,4月1日的演习讲评中只表示“……对南乔治亚岛及福克兰群岛的情况继续报以悲观看法。”

然而,从4月2日深夜,也就是格林尼治时间星期五的,情形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竞技神号(HMS Hermes)与无敌号(HMS Invincible)两航母奉命进入四小时待命状态,两栖登陆舰无恐号(HMS Fearless)、护卫舰活泼号(HMS Alacrity)和羚羊号(HMS ANTELOPE),以及辅助舰队的干货补给舰资源号(HMS Resource)等亦然。在当地时间0300时,我收到了来自总司令的电报命令,开始实施“共同行动”(Operation Corporate)。这也是随后各种行动的代号,也是我们的正式发起反击的时刻。

距离拂晓还有一段时间,安特里姆号和格拉摩根号开始汇合。天亮不久,我下达命令,要求返国舰艇将弹药和军需品转交给奉命南下的各舰艇上。返航的舰艇使用直升机、小艇、吊索以及吊杆等工具,快速熟练地将物资转移到南下舰艇的甲板上。这是一场危险而复杂的作业,船员们用口袋和铁桶装着高爆弹在两舰之间小心地运输,虽然这么做并不符合平时严格的安全作业规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急迫感。在诺斯伍德的海军司令部看来,这是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狂热工作速度。以往几个星期才能送得到的装备,现在到达之快使我们几乎找不到地方放置它们。到0935时,普里茅斯号(HMS Plymouth)奉命返回直布罗陀领取刚空运到的福克兰岛海图,这速度几乎是一个奇迹。就像这样的转交工作在积极地进行着,直到入夜。

当晚2130时,我们接到总司令发来的电报:“阿根廷己经入侵福克兰群岛。”我对此并没有明显的感觉,虽然手头的工作显然很忙,但我仍抽出时间来写完我今天的

日记

一九八二年四月的某一天,某个地方。我已经担任舰队司令十个月了,已有点厌倦。太多的装模作样,太多的旗帜飞扬,太多的冰块叮当作响,太多的刀叉闪亮,也太多的无聊闻谈。我原先厌恶这一切,并想着我应该去参加某种真正的行动。于是,阿根廷真的攻打了福克兰群岛。我愿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我们出发……这是我的好运气(如果用好字来形容恰当的话),我是在直布罗陀,和“春季列车”演习部队在一起,并作为最靠近一线的司令(虽然仍然在六千英里之外),所以,我身担重责。我并不是想说“我现在上前线,其他的人则留在后面负责后方。”尽管这样说这并不太坏。同时必须要说,舰队始终做的很棒。

就在补给进行的同时,我更觉得我们需要有关阿根廷海空力量的准确情报。我知道,他们具有全面且不可忽视的水面,水下以及空中作战能力,他们的海军水面舰艇力量也很强大。除了他们的航母和舰载攻击机之外,他们尚有部贝尔格拉诺(ARA Belgrano)号轻巡洋舰,两艘42型防空驱逐舰,六艘携带飞鱼掠海式反舰导弹的军舰,以及四艘常规潜艇,其中两艘潜舰相当安静,我们的声纳很难侦测。就我们而言,我们拥有三艘核动力潜艇正在南下,刚毅号舰正从直布罗陀驶来,而征服者号(HMS Conqueror)与壮丽号(HMS Splendid)则从法斯兰启航。

当这一天快过去时,返航的舰船一艘接一艘转向北航行——恩加丁号(RFA Engadine),蓝色漂泊者号(RFA Blue Rover),尤利亚勒斯号(HMS Euryalus),奥罗拉号(HMS Aurora)以及狄多号(HMS Dido)。相继离开时离开时,她们的官兵站在甲板上挥手向我们欢呼。我被这种氛围感动着,同时也注意到,在他们离开后很久,我们的甲板上静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声音,留下我们独自驶向战场。当最后一艘归国舰艇转向北方驶去之前已是次日0200时,我们已经不能浪费时间,以至于当我们开始南下大西洋时,每艘舰艇上整理先前接收物资的杂乱嘈杂之声又再度开始。

我们奉命要悄悄南下抵达阿森松岛,该岛是“共同行动”的前进基地。因此,我们将舰队疏散,分头前进,越过马德拉群岛——这支舰队包括巴罗(Mike Barrow)舰长的格拉摩根号(HMS Glamorgan);杨(Brian Young)舰长的安特里姆号(HMS Antrim);考沃德(John Coward)舰长的辉煌号(HMS Brilliant);霍迪沃特(Paul Hoddinott)舰长的格拉斯哥号(HMS Glasgow);彭特里斯(David Pentreath)舰长的普利茅斯号(HMS Plymouth);布瑟史通(Paul Bootherstone)舰长的箭号(HMS Arrow),当然还有42型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舰长索尔特(Sam Salt))以及考文垂号(舰长哈特戴克(Hart-Dyke))这两艘船从此再也没能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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